客堂:020-84399172 念佛堂:020-34376931 办公室:020-34376882

新成法师传 第八章-新成法师传

当前位置:祖师大德

新成法师传 第八章-新成法师传

* 发表时间: 2018/10/13 10:11:30 * 浏览: 12
“反右”挨批
1957年至1958年,在全国刮起了一场“反对右派分子”的极左风暴。
“反右”之前,有关党政部门,组织并动员各界人士大鸣大放,向党和政府大胆提意见、作批评,帮助改正缺点、错误。想不到“反右”一开始,“老水鸡倒旋”,“秋后算账”,把一个个敢于坦诚相见、直言不讳者扣上“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”的帽子,而且对各部门分配了“右派分子”人数“指标”,然后歪曲事实,上纲上线,捏造罪名,进行打击迫害,在全国各个领域铸造了无数冤案,损失一大批英才,连遁入“方外”、“净土”、“空门”里的出家人也难以幸免。据说全国被定为“右派分子”者有55万人之多。
在这场席卷中华大地的政治大灾难中,新成法师这个“根子正”、“苗儿红”,为革命献身者林太源的遗孤,一贯热爱共产党、热爱新社会、热爱社会主义,与世无争的方外人,竟也劫运难逃,备受批判,真是不可思议。
当时,有关部门负责人,策动佛教徒斗佛教徒。“形势逼人”,有的平日经常口念“阿弥陀佛”的佛教徒,或为保全自己,或为争取进步,或为发泄私愤,也就变成了帮凶,违背五戒,捕风捉影,妄语诽谤,甚至落井下石。真是:世乱气节见,板荡识忠奸。
尽管新成法师在大鸣大放中,深知“病从口入,祸从口出”道理,言语谨慎,没有被“秋后算账”者抓住什么把柄。但一些喜欢“整人”的人,依然不甘放过他,挖空心思,无孔不入,编造种种“莫须有”罪名,加以迫害。
“你度人迷信!”一个国家干部声色俱厉地说。
“你怂恿徒弟光瑞偷渡香港,叛国投敌!”一个向上级“表忠”的僧人,危言耸听地说。
“你申请赴柬埔寨访问,就是向往资本主义!”一个在广州颇有名望的女居士气急败坏地说。
他如实一一解释:
“佛陀出现于世间,为利乐众生,应机说法,使芸芸众生,蒙受法雨甘露的润泽,解除烦恼,度尽苦厄,得到安祥自在,看破放下,而证得圆满菩提。佛教是一种以释迦牟尼佛的开示,引人向善、慈悲济世、利国益民,教人爱国的教育方式,不是一种装神弄鬼、卜卦算命、骗人钱财、害人生命的江湖骗子把戏,怎能说成‘度人迷信’?”
“我的徒弟光瑞,年轻无知,受人拉拢,跟人偷渡香港。我实际是被蒙在鼓里,等到看见他临走留给我的字条,才知他逃港去找亲戚,想过好生活。他不是去当特务,香港也是中国的领土,怎能说成‘怂恿徒弟叛国投敌’?”
“旅居柬埔寨的灵果法师,是潮汕人,宽鉴大和尚的徒弟,原是六榕寺当家,与我是同参道友,邀请我去访问,这怎么能跟资本主义挂上勾?怎能说成我‘向往资本主义’?”
对他一系列有理有据的答辩,批判者头脑已经狂热,良心也已丧尽,故当然充耳不闻,继续冷酷无情地一连对他批斗一个月,反复勒令他“坦白交代”。
想到自己一生问心无愧,清净心,清净身,如何“坦白交代”?他铁骨铮铮,刚直不阿,就是不“低头认罪”。
他拿出解放初期,普宁县政府出示的,父亲林太源从事支持地下党游击队武装活动,惨遭白军杀害的证明书,交给来六榕寺指导“反右”斗争的广州市公安局钟同志,表明本人心迹,慷慨陈词地说:“我对国民党反动军队,恨之入骨。日思夜想,终于盼来共产党得天下,为我父亲报仇雪恨,我无比热爱党热爱新社会。哪有革命者后代,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理?”(新成法师在极左政策横行时期的“反右”中,为表白没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,而说“我对国民党反动军队,恨之入骨。”后来,他谈起父亲遇害之事,仅说:“这是他的业障。”)
那张证明书,后来由钟同志委托市佛协一位头目(女居士),交还新成法师。但她是一个狂热时代极左乳汁培育出来的“革命积极分子”,又是一个胸怀狭窄、嫉贤忌能的“女强人”,不仅不把证明书交还新成法师,而且从此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,让市佛协对他“关门”,不给他任何应该得到的待遇。
新成法师虽被批斗得厉害,备受折磨,但所幸最后未被戴上“右派”帽子。他对同住六榕寺僧定然法师蒙冤,被戴帽甚至受“劳教”三年,心中十分沉重。
当时,全国各地,竟有一批离开滚滚红尘的出家人,也与红尘中大批知识分子一样,被戴“右派”帽子,遭批斗、流放、囚禁,这真是中国佛门的一大历史悲剧!鼎鼎大名的百岁虚云大和尚,被戴帽;德高望重的广东本焕和尚,也被戴帽。仅潮汕地区的出家人被戴帽者十多人,名僧释宽鉴、又宗、定然、定持、慧原、纯就、宏生、毗那、光普、新曦、又旋等皆无一幸免(所有“右派”皆在“文革”之后纠正)。
从1958年9月开始,全国又掀起如火如荼的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。为了赶超美英,以钢为纲,不管南北,不管城乡,不管工厂、学校乃至佛门,一起上阵,土法炼钢,遍地火红。
1959年,在方兴未艾的炼钢群众运动中,全国又亮出“总路线(即“鼓足干劲,力争上游,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)、大跃进、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”三面红旗,说成这是“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”,中国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。大有美好神奇的幻想,可惜没有理智,只有狂热。
于是,新成法师与六榕寺内共7位年轻僧人,接受政府安排,丢下钟鼓,脱下袈裟,走出佛殿,全部“还俗”去广州铸铜厂、五金厂、木器厂当劳动工人。
新成法师被分配到广华路华龙里的铸铜厂,当一位清理零件的工人。六榕寺向该厂投资五六千元。
没多久,他被调到位于白鹤潭的钢铁厂,当铸铁车工。
幸得他有硬骨头。赤日炎炎的夏天,车间似火炉,他必须在火炉旁边,在人们难以忍受的高温下,挥汗如雨,拼命打砸钢铁,真正实践“难忍能忍”,显示了佛家本色。
1962年初,新成法师返六榕寺,即被派往珠江大沙头的政治学校,学习半年。主要是学《三自一包政策》、《社会发展史》。同学数十人。分三个班,宗教班班长是基督教牧师冯联运;民主党派班,辅导干部是黄锐;另有工商界班。学习期满,返六榕寺当知客,住持改由释觉澄担任。
“三自一包”在全国农村实行后,打破1958年公社化后“食大锅饭”,劳动者出勤不出力状况,鼓励多劳多得,各业劳动者生产积极性高涨,社会出现了经济蓬勃发展、农民生活改善的可喜局面(可惜好景不长,至1966年5月起“文革”十年中,“三自一包”被当作资本主义大受批判)。
同时,政府号召佛教界“生产自救”,实行“十不”,即不收徒弟、不收香油、不做经忏佛事……。
1965年,再次开展“生产事佛”活动,六榕寺建立纸类加工厂,厂址在六祖殿,手工生产。新成法师当大组组长。
师率领僧人、尼师、道士共3人,先从事刷蚊香匣,后因无货可加工,改为贴帐簿面纸。开始从寺借来40元办厂,后借至400元。
当时,广州的南国纸箱厂,送来100张乌纸,叫他们试做纸箱并打光。师高兴接下生意,严守承诺,以身作则,带动众僧尼不辞劳累,一丝不苟,杜绝弄虚作假,严格保质保量,加工制作纸箱。他们购买颜料来煮,仔细打底,待晒干了,再打油(清漆),使所制作纸箱不会粘,质量特好。别的纸类加工厂,没有像这佛教加工厂有六榕寺场地宽阔的优越条件,因阳光充足,颜料快干,加工速度快而纸箱质量又高。结果厂方大为赞赏,声誉广播,广州市内6个纸箱厂,全部来向他们定货,生意兴隆。
他是个遇境而当的人,心想既然要搞生产,就一定要搞好。因此,他开动脑筋,勤奋拼博,拓展生意。
为了争取多一点货源,他经常不怕疲劳,不管骄阳似火,还是寒风凛冽,他都身穿袈裟,吃力地踏着自行车,往来穿梭于羊城的大街小巷,到处留下骑车身影。俗人对这位勤劳而守信用的踏脚车僧人工头,分外敬重,尊称他为“师傅”、“石崇和尚”(石崇是古代一位善于经商的有名发财者)。
每一令(500张)乌纸,来加工后可赚100元(相当今二千元),而每一人一天可加工一至二令乌纸,可赚一二百元。在新成法师的带领下,加工厂真是货如轮转,财源滚滚。至1979年,该厂合并于地址在东山区的五金厂时,还有存款13万元(相当今200多万元),真是创造了劳动发财的奇迹。
新成法师所领导的工人,从起初的四人,发展到后来的五六十人,其中不仅有僧人、尼师,还有道教徒、天主教徒。
新成法师对自己所经历创办、发展佛教纸类加工厂大获成功之事,颇为自豪,久久不忘。当向旁人提及此事时,他诙谐地说:“都说潮州人李嘉诚在香港办企业发了大财,我们几个僧人、尼师、神父,干纸类加工厂,重信用,守诺言,保质量,勤劳动,赚钱很快,也可成为财主呀!”